党史学习专栏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革命胜利的五大根本原因）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各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了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年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有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和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存死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会议

逄先知

《人民日报》（ 2021年03月16日第 05 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统一全党思想，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并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

　　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易其稿，形成基本成熟的稿子。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中央决定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参加讨论、提出意见。我参加了这次讨论。讨论是分组进行的。我参加的小组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刘澜涛等同志。那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经过反复修改，《决议》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断。

　　《决议》的通过，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增进团结、保持社会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可以比肩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巨大的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本报记者郑延冰、王影迪整理）

正道直行天地宽

殷鹏

《人民日报》（ 2021年03月16日第 05 版）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10个方面的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不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路径更加清晰。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战疫情、抗洪涝，促改革、推开放，抓脱贫、惠民生，保增长、稳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奋勇拼搏，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决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道直行天地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我们一定能够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

《毛泽东选集》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⑴和罗章龙⑵、张国焘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⑷。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⑿，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⒀，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⒁，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⒃。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⒇，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32)，“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8)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

〔4〕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5〕一九三○年八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6〕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中央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7〕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8〕李求实（一九○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9〕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10〕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1〕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12〕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4〕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15〕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

〔16〕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7〕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

〔18〕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

〔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

〔2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

〔2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6〕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98—99页）。

〔2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

〔29〕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8页）。

〔30〕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

〔31〕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

〔32〕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33〕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1卷第192页）。

〔34〕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

〔35〕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6〕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7〕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

〔38〕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9〕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40〕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

〔4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42〕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43〕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

〔44〕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4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6〕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47〕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48〕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9〕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本报记者彭国华欧阳辉曹平殷烁

《人民日报》（ 2021年03月16日第 05 版）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资料照片

1981年9月20日，中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供图

1981年9月，河北临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技推广站在集上销售种子、农药，许多农民前来咨询农业技术问题。蒋铎摄（影像中国）

　　历史发展道路蜿蜒向前，决定航向的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有两个历史决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载入史册，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统一思想

　　——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彼时的世界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面对法拉奇的提问，邓小平同志的回答睿智坦诚：“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党内外思想活跃，但也出现了值得警觉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如何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必答题”。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初步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新道路的主要点，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认识，团结起来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展开，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一箭三星”首次成功发射……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大大增强，精神振奋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党和国家事业从徘徊状态中走了出来，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集思广益

　　——一个伟大历史文献的诞生

　　《决议》的孕育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始着手起草《决议》。

　　邓小平同志作为《决议》起草的主持人，在起草工作之初就提出《决议》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0年10月，《决议》讨论稿提交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起草小组分散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我当时到广东省听取意见。讨论期间大家畅所欲言，我们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简报上报中央”，石仲泉回忆。

　　1981年3月，陈云同志提出，《决议》应该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的内容。这样，《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进一步拓宽了。

　　从1980年3月开始起草，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历时一年零三个多月，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意见征求，反复酝酿修改，先后正式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文稿本达7次之多。在一次次广泛讨论、一处处字斟句酌中，《决议》逐步完善、日臻成熟。

　　“《决议》的起草是一个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的过程，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部千锤百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光辉文献。”石仲泉说。

　　承前启后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开辟这条新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至关重要。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决议》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10个方面的概括。“这10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说。

　　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到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我们党不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越来越清晰、越走越宽广。铺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推进、拓展的宏伟画卷，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书写了影响深远的一笔。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可谓艰苦卓绝：有顺利也有曲折，有成功也有失误。《决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走向未来的坚定信心。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所以是一个好的党，总是能从错误中走出来取得更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贯采取这样的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40年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总结历史、开启未来。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具有转折意义的过往，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展的智慧和勇气。不忘过去、开拓前行，我们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版式设计：蔡华伟

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坚定“两个维护”的自觉

王均伟

《求是》 2019年1月 2019-01-01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先后多次修改，这是其中的一稿。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政治经验，是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成功实践的重要结晶，也是全党在新时代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意志。从党的历史视角看，“两个维护”源于党的宝贵历史传承，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的升华。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

　　一、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识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

　　70多年过去了，翻开这个《决议》，全党对于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有了自己坚强领导核心的那份欣喜和振奋，对于党的领袖的由衷钦佩和自觉维护，仍跃然纸上。《决议》在第一段就鲜明地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的第二段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决议》通篇都贯穿着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和维护、自豪和自信。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决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发自内心的共识。《决议》从1941年酝酿到1945年最后通过，前后历时4年多的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的过程，《决议》起草的过程，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对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刘少奇就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3年，在延安整风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就说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朱德在1943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20年的经历时说：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任弼时也说过：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张闻天在《决议》修改过程中，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由于张闻天亲身经历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还一度在党内“负总责”，他的这段话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我们党在经历了一切成功与失败后形成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共中央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却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二、有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能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党的前途命运

　　从《决议》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的成长早期更是充满了挫折和磨难，甚至到了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

　　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抵抗，导致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八七会议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等。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到了1927年11月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左”倾盲动主义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这个错误执行了不到半年，1928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

　　但是，“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在错误认识指导下，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地方，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所以这次“左”倾路线遭到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反对，其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3个多月）。真正严重的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一种更“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立场的思想滋长蔓延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随着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根据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其导致的严重恶果，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多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不到3万人。一直到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左”倾错误、导致这么多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 正因如此，《决议》在叙述了党的历史上的诸多失误后，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把“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作为“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说明历史的经验、历史的逻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成熟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事业的成败、党的前途命运是多么重要。此后历史的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有了自己深孚众望的领袖，确立了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党的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绩。

　　三、维护党的核心和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要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发扬党内民主使全党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全党智慧必须得到正确的集中，而领导核心就是集中集体智慧的“大脑”和“枢纽”，因此，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决议》上升到党的纪律和党的建设的原则的高度，对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

　　《决议》在回顾党的历史、批评宗派主义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的行为，也同样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

　　《决议》对于错误组织路线产生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等，这些都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决议》的分析是有所指的，也是从我们党痛苦的经历中得出来的。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他自恃实力雄厚，开始向党中央讨价还价，当中央不接受他的条件后，他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这不仅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带来严重影响。王明也一样。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试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提出、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1938年3月24日他擅自以中央名义递交《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王明这种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以至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么重要的报告，都不能引起足够重视。也正是在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和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

　　《决议》通过后，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结晶和规律总结。

　　四、用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唤起维护党的核心的行动自觉

　　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和保障。《决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清是非，促进全党理论上的清醒。《决议》以一系列事实告诉全党，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人民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他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因为他代表了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决议》在对遵义会议以前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时，分别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凸显了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在政治上，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时候，党和红军可以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原则，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创建和逐步扩大红色根据地。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充分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毛泽东强调党要创造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创造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在思想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着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分析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具体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用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决议》把毛泽东的思想和 “左”倾错误的主张都摆出来，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泽东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正如《决议》所说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一个月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此我们党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也使全党对于维护党的核心更加自觉，更加充满自信。七大结束后，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庆祝七大闭幕的社论中给予高度评价：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全体党员所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有了自己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着党已经成熟，标志着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力量。正如这篇社论所预言的，此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重温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就是因为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在审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中，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人民立场鲜明坚定，历史担当强烈坚定，充分证明不愧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

2013年11月08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时期都不能否定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也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壮丽事业。新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无数事实表明，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不能否定的。

　　(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就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改革开放前的奋斗探索，是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而开始的新的伟大历史进军。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还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党曾经号召学习苏联经验，但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实践探索，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探索成果和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

　　毋庸讳言，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偏差，也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党的探索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也就是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是从整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已经作出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决议”更是从根本上作出彻底否定的明确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的。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时，也不能人为夸大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更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这样做，既违背历史事实和人民意愿，也势必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邓小平同志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邓小平同志郑重地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其基本精神同“历史决议”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正因为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才有了邓小平同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开创性科学回答。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响亮号召。经过实践探索，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良好开局。3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根植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3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壮丽篇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党的自身建设大大加强。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显著增强。1978年至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51.93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活力迸发，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呈现如此大的变化，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些人们普遍关注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正常的、不奇怪的，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早在1981年，“历史决议”就曾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从那以后，党和国家又走过了32年。30多年来，党始终清醒地认识、科学地应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坚持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依靠人民攻坚克难、继续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唯一正确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正确方向和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有重大区别，又有本质联系。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充分肯定各自历史贡献、充分注意各自历史特点基础上，牢牢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决不能相互否定。

　　(一)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党的十八大高度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为主要标志，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经过实践探索特别是总结经验教训，党就探索这条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而又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反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党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指导方针和政策主张。尽管上述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有的没有坚持下去，但党在这一时期的经验总结和认识成果，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包括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和发展，也包括对探索中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独创性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施并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经历严重曲折，但各方面建设仍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经济发展速度尽管有起伏，但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快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45亿元。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所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就很难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很难成功开创。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事实正是如此，党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历史就是这样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

　　改革开放之初，党就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他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面对社会上有人鼓吹照抄照搬西方制度的思潮，党及时地、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这是立国之本，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从一起步就具有坚定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强调改革是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没有1978年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提供的思想、物质、制度成果基础上取得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更大成就。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涵作了系统概括，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和实际应用。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如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否定一样，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不能否定和无法否定的。

　　(三)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看到相互联系，就是说这种联系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务、奋斗目标基础上的联系，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看到重大区别，主要是指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其中，有的差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则大多是本质的、内在的，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只有正确认识这种联系与区别，才能看到，无论用哪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自己这个历史时期的否定，也才能更加自觉地坚持“两个不能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强调“两个不能否定”，就要把这两个历史时期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特别是放到党的90多年历史中去观察、去把握，既注重分析前一时期为后一个时期提供了什么，又注重分析后一时期从前一个时期扬弃或拨正了哪些内容，提供和增添了哪些内容。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尊重历史而不歪曲或割断历史，实事求是而不拔高或苛求前人，自觉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三、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对党的历史的尊重和珍惜，有利于增强党的历史自信

　　我们党是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并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是一个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考验的党。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90多年党的历史，是几代共产党人在同一信仰凝聚下、同一信念引领下、同一追求驱动下始终不渝的奋斗探索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几代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历史事实的尊重和珍惜，也是对90多年来党的整个历史的应有的自信。

　　(二)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如果用不正确的观点简单地否定这两个时期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必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政治上的清醒。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从国内外敌对势力这个方面分析，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否定我们党的重大历史贡献，放大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失误和挫折，把中国共产党妖魔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妖魔化，进而动摇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敌对势力这两个方面的否定，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历史事实的背离，都是想搞乱人心，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和思想根基，进而毁掉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和广大中国人民的福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等领袖人物，搞历史虚无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因而，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一个事关党、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坚决捍卫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自觉运用党的历史。

　　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问题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人民内部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于前一种情况，但也是需要通过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来加以澄清的。如果不能了解和认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党所走过的弯路，就会动摇对党的信赖，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与这个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我们要坚持准确宣传党的历史，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国梦

　　当前，党和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满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努力奋斗。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坚定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要的激励和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努力，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认识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培育和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篇章。在新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广泛凝聚中国力量。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党和人民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党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在新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记使命、同心同德，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用亿万人民的奋斗和智慧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回顾历史，党和人民充满自信；展望未来，伟大祖国前程似锦。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开拓，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冷溶

2014年01月07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讲话有不少精彩之笔，关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和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全面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强调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明确宣示，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毛泽东同志为党、国家、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在晚年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全面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这个问题曾作过多次阐述，集中反映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谈话中和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10周年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进一步作了全面阐述，其中有很多新的概括和深刻阐发。

　　比如，对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了进一步概括。这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比如，作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评价，并从5个方面、用5个“创造性”精辟概括他的杰出理论贡献，即：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建成新型人民军队问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

　　比如，结合新的实际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作出系统阐发，回答了在新形势下怎样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只有抓住这三个方面，才能深刻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现实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

　　比如，对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品格、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作出精辟概括，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习近平同志的这些概括和阐发，使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认识得更加清楚，为我们民族拥有这样一位历史伟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些论述，政治性、理论性、政策性都很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很好地学习理解。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态度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我们党在1981年作《历史决议》的时候作出过明确的结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很受关注，还有一些噪音杂音；又由于这个问题事关政治大局，所以，迫切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说明，讲清道理，以统一全党思想。

　　习近平同志直面问题，提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有这样几个重要思想观点。

　　一是，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高度，说明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越是伟大的成功其过程越是充满艰辛。历史本来就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也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我们要注意从这个方面去认识和分析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客观公正地、全面正确地认识错误、吸取教训。

　　三是，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做到“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四是，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也要受时代条件限制。因此，对待他们所犯的错误，要做到“两个不能”。一个是“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另一个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五是，能否正确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真正对人民负责任、是否郑重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提出对错误采取郑重态度的标准：“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这是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这样的郑重态度。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所以是一个好的党，总是能从错误中走出来取得更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贯采取这样的态度。

　　六是，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这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珍惜自己的历史，着眼未来，把我们的全部历史作为向前发展的宝贵财富。

　　上述思想观点，讲得系统、深刻、精辟，有说服力。这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进行的阐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讲话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是对《历史决议》有关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是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阐述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观。

　　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立身之本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阐述了改革开放的由来和伟大意义，指出：“35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据新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确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他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意义，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与党全部奋斗史的关系，是习近平同志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他再次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这些精辟论述，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在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讲得非常清楚。他动情地说：“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同志明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这种清醒的认识、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和神圣的责任感，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这篇重要讲话，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认识高度，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历史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的全面阐释。我们要认真学习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牢记“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

2018-12-17 00:13:42 来源：新华网

　　编者按：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一九七八年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邓小平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一九七九年

　　1月1日　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后被称为通航、通邮、通商“三通”）。

　　1月17日　邓小平接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工商界领导人，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月15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讲话，分析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明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9月1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0月19日　邓小平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10月30日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一九八○年

　　1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大任务。强调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2月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3月14日－15日　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3月19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起草问题时指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4月17日　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5月15日　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5月18日　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5月31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同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9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一年

　　2月25日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29日，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8月27日－9月25日　全军高级干部集训，重点研究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其间，北京军区在华北地区组织了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邓小平在演习结束后举行的阅兵式上讲话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一九八二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指出，要使企业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好坏直接联系，把责、权、利三者统一起来。

　　1月11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提出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方针。

　　1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

　　2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3月8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对国务院机构实行大范围裁减、合并。

　　3月31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8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终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通称八一七公报）。这是中美两国政府继1972年上海公报和1979年建交公报之后发表的第三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

　　9月1日－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9月12日－13日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9月24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10月12日　我国首次以潜艇从水下向预定海上目标区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

　　12月4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此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先后5次对宪法进行修改。

　　12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一九八三年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4月24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6月4日－22日　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6月6日－21日　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7月8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10月1日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1日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建立乡、镇政府和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的工作在全国展开，人民公社体制废除。

　　12月31日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5月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一九八四年

　　2月　中央组织内地9省市为西藏援建43项重点工程。

　　3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4月8日　我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5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5月31日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7月28日－8月12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实现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破。这是1979年11月26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后，首次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10月1日　首都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10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并放宽其落户政策。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一九八五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2月20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此后，我国又陆续建成南极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3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3月7日　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3月13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3月28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日　我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5月19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5月23日－6月6日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5月2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步骤和目的，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

　　6月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

　　6月4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6月9日－15日　首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至2018年，共实施7个五年普法规划。

　　9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一九八六年

　　1月17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讲话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会在另一方面变质。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3月5日　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作出批示。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就发展高技术问题作出批示。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

　　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5月14日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争取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提出贫困地区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的10点意见。

　　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8月10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规定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指出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月11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12月2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2月30日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九八七年

　　4月13日　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11月2日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批准乔石为中央纪委书记。

　　11月24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2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启动全国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

　　一九八八年

　　2月25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单位化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3月1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此后，国务院又相继决定开放了一批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

　　3月24日－4月10日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25日－4月13日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后第一次对各部门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4月27日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实行文职干部制度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7月1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12月17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发布，武警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这是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

　　8月　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9月5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同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2000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9月12日　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9月14日－27日　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在东海海域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并取得成功。

　　9月23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确定实行新的士兵军衔制度，志愿兵的军衔称士官。1993年4月27日、1999年6月30日、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三次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10月16日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24日，邓小平在视察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八九年

　　年初　东欧波兰等国和苏联先后发生社会动荡，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苏联等国解体。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春夏之交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月16日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并指出，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

　　6月23日－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4日，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指出，在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明确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7月27日－28日、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9月1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

　　10月31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到美国对华制裁问题时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

　　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形成了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2月26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一九九○年

　　3月3日　邓小平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3月12日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4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4月　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2年4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400人的维和工程兵大队，开创我军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先河。

　　9月1日　中国大陆兴建最早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正式通车。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65万公里。

　　11月26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2月1日　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五句话”总要求。

　　12月24日　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12月30日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一九九一年

　　3月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在各地已建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再选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26个开发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月23日　江泽民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5月16日　中苏两国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9月3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至此，两国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

　　6月26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11月29日　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2月15日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一九九二年

　　1月14日　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闹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

　　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月25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3月8日　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提出动员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

　　6月9日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10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10月19日　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委书记。

　　11月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

　　一九九三年

　　1月13日－19日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2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0年年底，如期实现“两基”目标。2011年年底，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战略任务，我国加速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2月1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3月5日－7日　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

　　3月14日－27日　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15日－31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3月29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3月31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7月1日　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计划，简称“211工程”。1998年5月，教育部决定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简称“985工程”。

　　7月2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8月21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

　　11月7日　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1月14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11月20日　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

　　12月1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2月2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同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

　　一九九四年

　　1月11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月24日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月28日－3月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力争在20世纪末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3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7月5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7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确定在西藏直接投资建设62项工程，15个对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716个项目，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此后，中央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8月31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

　　9月28日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

　　10月2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11月2日－4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企业开展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一九九五年

　　1月30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单位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八项主张。

　　2月9日　中共中央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3月18日　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3月25日　国务院决定修改职工工作时间。自5月1日起，职工每周工作40小时。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9月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同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

　　11月29日　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年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多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1997年，又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一九九六年

　　3月8日－25日　为显示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震慑“台独”势力，我军向东海、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并在东海、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和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军联合演习。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参加与上海市民的座谈时公开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稳定工作。1997年，中央开始从内地省市、国家机关和国有重要企业派出一批骨干力量到新疆工作。此后，对口支援新疆的力度不断加大。

　　4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10月10日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

　　10月2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一九九七年

　　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月19日　邓小平逝世。

　　3月14日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同日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

　　3月28日　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201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国家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6月4日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随后，科技部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九七三计划”）。

　　6月30日午夜－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于7月1日零时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

　　7月　在国际游资攻击及资本恐慌性出逃等因素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

　　8月29日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党籍，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9月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9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9月12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2003年9月1日，江泽民在出席庆祝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成立50周年大会时宣布：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

　　9月19日　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委书记。

　　11月8日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2012年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

　　12月15日　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16日，江泽民出席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

　　12月24日　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讲话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大战略。

　　12月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会议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一九九八年

　　1月　全国林业计划会议宣布，从1998年起，国家将实施以调减木材产量、保护资源、分流人员、提高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10月，我国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月25日－26日　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3月3日－14日　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19日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6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6月26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6月中旬－9月上旬　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战，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9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阐述了抗洪精神。

　　7月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8月28日　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

　　10月14日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三讲”教育到2000年年底基本结束。

　　12月7日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

　　12月14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一九九九年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15日，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6月17日　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讲话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振兴中华的宏伟战略任务。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3日，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讲话指出，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

　　8月24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指出，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党和军队的特有优势。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

　　9月22日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同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人民政协5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这两大主题应该继续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中。

　　10月1日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江泽民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10月8日　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条例》。2000年1月1日，全军按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新体制正式启动。

　　12月19日午夜－20日凌晨　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于20日零时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

　　二○○○年

　　2月25日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听取省委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3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的又一重大改革。

　　3月15日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10月11日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同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是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

　　同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讲话中结合新疆的历史和现实，全面阐述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工作。强调，保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很重要的大局，对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月8日　贵州省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

　　二○○一年

　　1月10日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2月9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月27日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2002年4月12日至13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

　　5月24日－25日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会议明确了今后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6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6月15日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元首会晤机制基础上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将我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写入成立宣言。2004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成立。

　　6月29日　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7月1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党80年来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8月7日　江泽民在北戴河同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讲话指出，做好人才工作，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9月26日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作风建设“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

　　10月21日　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只有使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都受益，经济全球化才能顺利地推进，世界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12月10日　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1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二年

　　1月10日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在过去两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退耕还林条例》。

　　6月29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7月4日　西气东输一线工程（新疆轮南至上海）开工典礼举行。此后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三线工程。

　　8月29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9月12日　江泽民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8年6月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13年的基本经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报告阐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11月15日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委书记。

　　同日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2月5日－6日　胡锦涛带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指出，坚持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12月27日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2013年11月15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

　　二○○三年

　　2月24日－26日　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根据这个意见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3月3日－14日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4日　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3月5日－18日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春　我国遭遇一场过去从未出现过的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重大胜利。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从长远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6月29日　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8月28日－9月1日　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期间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10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10月14日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10月15日－16日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并安全返回，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0月17日　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12月19日　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落实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科学人才观，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12月30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二○○四年

　　1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1月3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3月10日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

　　3月22日　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4月27日　胡锦涛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指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

　　7月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宗教事务条例》。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

　　7月28日　我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并投入使用。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9月16日－19日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

　　11月7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全党开展了这一教育活动。

　　11月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

　　12月24日　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使命：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五年

　　1月3日　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月18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2月19日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同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36项政策措施。

　　3月4日　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3月12日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3月13日　胡锦涛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3月14日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4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4月29日　胡锦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5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

　　6月23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决定在全军实行文职人员制度。2017年9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7月21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当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

　　10月11日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同日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自觉顺应这一趋势，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12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12月2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12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六年

　　1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1月3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2月13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3月3日　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3月4日　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讲话，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

　　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同日　中共中央台办受权宣布和通报大陆方面将进一步采取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

　　7月10日　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

　　8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10月11日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11月4日－5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胡锦涛主持峰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在发展中非关系中要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正确原则。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

　　12月5日　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七年

　　3月16日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4月14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始独立自主建设我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始。这是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并列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6月3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6月7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6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7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指出，“一国两制”是完整的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和“两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对立。“一国”就是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7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旨在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7月11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7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党籍，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8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在80年的顽强奋斗中，人民解放军培育和形成了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来就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2008年12月24日，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8月30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9月6日－8日　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此后，论坛每年在天津、大连轮流举行。

　　10月15日－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

　　10月22日　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委书记。

　　二○○八年

　　年初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抗灾救灾斗争胜利。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我国应急体系建设。

　　1月15日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着力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

　　2月25日－27日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3月3日－14日　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18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我国组织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10月8日，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抗震救灾精神。

　　6月5日　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6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8月1日　我国第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至2017年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

　　8月8日－24日、9月6日－17日　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先后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残奥会。

　　8月29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9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2008年9月至2010年2月，全党分批开展了这一活动。

　　9月27日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实施宇航员空间出舱活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9月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有关国际金融危机情况和应采取应对措施的汇报。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0月12日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11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11月15日　胡锦涛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次峰会并发表讲话，提出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

　　12月15日　海峡两岸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州、深圳以及台北、高雄、基隆等城市同时举行海上直航、空中直航以及直接通邮的启动和庆祝仪式。

　　12月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

　　12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12月31日　国务院批复《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要在促进环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推进粤港澳三地更加紧密合作、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参与亚太地区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竞争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

　　二○○九年

　　2月28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4月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6月16日　胡锦涛出席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讲话。2010年12月，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正式扩为五国。

　　9月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至2012年7月1日，我国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9月18日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9月19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4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10月1日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胡锦涛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12月3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8月8日，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

　　二○一○年

　　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在此前后，中国还相继与智利、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等签署自贸协定。2015年12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2月3日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提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8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3月14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由此，全国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4月30日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举行开幕式。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闭幕。

　　6月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重庆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7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7月13日　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工作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10月10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0月18日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10月28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12月21日　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2015年8月1日，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2010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一一年

　　2月22日－3月5日　因利比亚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分批组织中国在利比亚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35860人安全有序撤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

　　2月26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月14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5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6月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大推进政务公开力度，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穿于政务服务各个环节。

　　7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7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9月17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10月18日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一二年

　　1月12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3月3日、9月15日、9月21日　中国先后公布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标准名称、地理坐标、位置示意图和钓鱼岛海域部分地理实体标准名称。

　　4月26日　第一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会晤，形成“16+1合作”平台。

　　6月18日、24日　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先后成功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和航天员手控交会对接。

　　6月27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我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7月6日　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讲话指出，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一以贯之、长期坚持，推动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实现新的重大跨越。

　　7月24日　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举行。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8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或“万人计划”）。

　　9月25日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总结了过去5年和十六大以来10年的奋斗历程，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载入党章。

　　11月15日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委书记。

　　同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1月29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同日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要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2月7日－11日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二○一三年

　　1月5日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月22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月26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取得圆满成功。2016年7月6日，运－20大型运输机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

　　2月26日－28日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3月3日－12日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俞正声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1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张德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3月11日　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讲话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3月17日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3月20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要坚决落实向社会承诺的“约法三章”，即本届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3月23日　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强调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月25日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阐述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

　　4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为适应职能转变新要求，决定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事项。至2017年年底，国务院围绕协同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改革，先后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达44%，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达74%。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72%，政府性基金减少30%，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大幅压缩。部门设置职业资格削减70%。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营商便利度世界排名明显提升。

　　5月9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党分两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6月28日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

　　7月9日、16日　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提出区间调控思路，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此后，在2014年、2015年又相继提出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

　　8月17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截至2018年11月，自贸试验区试点由上海逐步扩大至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等地。

　　8月19日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8月　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会议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9月7日、10月3日　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9月10日　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4月2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10月21日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期留学人员工作方针。

　　10月24日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外交工作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0月31日　西藏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至此，我国真正实现县县通公路。

　　11月3日－5日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工作期间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

　　11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编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这在我们党历史上是第一次。2018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

　　11月9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1月12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依据这个条例，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培训、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基层党建活动、资源节约等方面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

　　11月23日　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和识别区示意图。当日，中国空军在识别区内进行了首次空中巡逻。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12月12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首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201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至2017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8.5%。

　　12月14日　嫦娥三号着陆月球虹湾区域。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和巡视器“玉兔”号月球车互拍成像。我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圆满完成，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月球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国家。

　　12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提出单独两孩的政策。201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2016年1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12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2018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3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

　　二○一四年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

　　2月7日　国务院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3月至2017年年底，我国累计新设企业达1927.59万户，日均新设企业1.37万户。

　　2月18日　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两岸双方应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月2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2月27日　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强调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同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3月9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3月1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4月10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

　　4月15日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5月9日－10日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5月21日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强调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5月22日　习近平在上海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时讲话指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5月28日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5月3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第一次全面督查。此后，国务院每年开展大督查。

　　6月26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6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重点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7月15日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宣布，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7月24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8月3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9月5日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生长起来的，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9月21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同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部署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9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0月15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10月23日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0月30日－11月2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举行。10月31日，习近平在讲话中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当前最紧要的是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来。12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11月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11月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201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11月8日　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宣布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

　　11月11日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倡导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

　　11月17日　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2016年12月、2017年7月又相继启动“深港通”、“债券通”。

　　11月19日－21日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会议确定乌镇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11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12月9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

　　12月13日－14日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十八届中共中央共批准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12月18日　我国第一座钠冷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72小时，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快堆这一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等核心技术。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2018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二○一五年

　　1月3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1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1月6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1月8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1月13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成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2月2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系统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动全党全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3月5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讲话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3月7日　国务院批复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5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2016年1月、2018年7月，国务院先后批复在天津、北京等3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3月12日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2018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

　　3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3月26日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首次启动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2014年至2018年9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719人，追赃103.7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4名落网。

　　3月29日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沂舰搭载首批122名中国公民，从也门亚丁港安全撤离。至4月7日，共从也门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并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4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从4月底开始，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

　　4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5月6日　我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正式落户福清核电并开工建设。

　　5月8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5月13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5月18日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6月11日　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同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16年、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了两批共120个双创示范基地。

　　6月26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6月30日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讲话指出，当好县委书记是不容易的，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7月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同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6年9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7月6日　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要下决心纠正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7月31日　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

　　8月3日　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实现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2017年7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8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明确中间价报价参考前一天收盘价。2016年2月，形成“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8月24日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此后，陆续出台有关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资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多个配套文件。

　　8月3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部署对各地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和阅兵仪式举行。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同时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到2017年年底，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实现市场调节。

　　10月18日　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10月24日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10月29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同日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阐述新发展理念，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11月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确立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

　　11月7日　习近平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

　　11月10日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11月23日　中央军委印发《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6年2月29日，全军按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运行。

　　11月24日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11月27日、28日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分别签署，内地与香港、澳门服务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

　　11月28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指出，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

　　11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明确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的标准和要求。

　　12月9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党校姓党，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的地方，不断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来学习培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向党中央看齐。

　　12月16日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原则；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呼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2月17日　我国成功发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在太空中开展高能电子及高能伽马射线探测任务，探寻暗物质存在的证据。

　　12月20日　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统筹规划、建设、管理，统筹改革、科技、文化，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意见》，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进行整体设计。

　　同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57个。

　　12月28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方案》。到2017年，31个省区市均已公布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12月31日　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此后，习近平又先后向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向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2015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5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

　　二○一六年

　　1月3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1月5日　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2月16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指出，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

　　2月19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2月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201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3月4日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讲话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同时强调要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3月23日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正式启动澜湄合作机制。

　　3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新区规划选址并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4月19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4月22日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做好党的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同日　中国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4月25日　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5月17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3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6月20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夺得世界超算冠军。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连续10次蝉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7月1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7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7月8日　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7月22日　首次“1+6”圆桌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此后，中国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1+6”圆桌对话会。

　　8月16日　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6月、8月，“墨子号”卫星先后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千公里级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纠缠分发、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

　　8月19日－20日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举行。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9月3日　习近平出席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4日至5日，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全程主持会议。

　　同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决定》，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事项，由逐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管理。外资管理体制实现重大变革。

　　9月25日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巨型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启动。

　　10月1日　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10月10日　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10月21日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0月27日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11月1日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中国珠海国际航展。2018年2月9日，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11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01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11月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11月30日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12月7日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向全国推开。

　　二○一七年

　　1月1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2017年8月8日、2018年6月10日，又相继发出《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1月17日　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音，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

　　2月22日　十八届中共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十八届中共中央共开展12轮巡视，巡视277个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3月15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3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4月26日　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出坞下水。

　　5月3日　世界首台单光子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

　　5月5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

　　5月14日－15日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15日，高峰论坛举行领导人圆桌峰会，习近平全程主持会议。

　　5月18日　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采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6月2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分享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

　　6月25日　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于26日投入运行。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7月1日　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同日　习近平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

　　7月8日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7月14日－15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7月26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7月30日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习近平检阅部队。8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8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9月3日－5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9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10月18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大会认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载入党章。

　　10月25日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赵乐际为中央纪委书记。

　　11月2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11月19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

　　11月30日－12月3日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12月1日，习近平在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12月1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明确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2018年1月10日，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12月18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造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次会议总结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这是国务院首次按照“全口径、全覆盖”标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二○一八年

　　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1月18日－19日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2月26日－28日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机构。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2月28日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该措施共31条，其中12条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19条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3月3日－15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汪洋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栗战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3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4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4月26日　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4月2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5月18日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这次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5月28日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矢志不移自主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5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6月9日－10日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10日，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6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6月22日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外交工作。这次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6月29日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6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国有金融资本实行统一授权管理，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柱”。

　　7月3日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强调，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8月17日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讲话强调，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月21日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8月24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讲话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上。

　　9月3日－4日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9月10日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月26日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讲话指出，现在，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

　　9月28日　习近平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握，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撸起袖子加油干，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10月23日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港珠澳大桥总长55公里，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道，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11月1日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11月5日－10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5日，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1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更好实现幼有所育。

　　11月9日　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11月12日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讲话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11月13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讲话指出，要通过展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任平

2016年05月17日03:4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我们党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 2016年05月17日 04 版）

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坚定“四个自信”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晨

2019年09月27日08:09 来源：光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全面系统梳理分析我们党曾经面临的重大选择、重大转折、重大挫折、重大斗争，深刻洞察我们党在处理这“四个重大”过程中展现出的坚守执着、历史清醒、科学态度和胸襟视野，必将有利于我们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真实、听清时代脉动，必将有利于我们从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从我们党对旗帜道路重大选择的坚守执着中坚定“四个自信”

　　毛泽东同志讲：“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望，才知所趋赴。”98年来，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秘密武器”是什么，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概括，但归根到底的一条，就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

　　回顾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无论是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无一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其中涌现出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正是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才能在经历一次次重大选择时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大踏步赶上世界文明进步潮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切感受到，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经过怎样反复比较和总结，坚定执着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就会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2、从我们党把握重大转折关头的历史清醒中坚定“四个自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纵观中国共产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而每一次我们党都能保持历史清醒，闯出“生路”、杀出“血路”，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1935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在党和红军面临灭顶危险的生死关头，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和国家事业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为了破除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从危难中奋起，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觉醒和重大转折。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每到重大转折关头，我们党总能站在历史制高点上，以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廓清思想迷雾，使“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方向航行；就会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走出来的“人间正道”，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

　　3、从我们党对待重大挫折的科学态度中坚定“四个自信”

　　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历史在曲折中发展，在波浪中前进并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我们党的奋斗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挫折、磨难与失败，但总体而言，由于我们勇于并且善于对已经遭受的失败进行理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革命的历史，我们党遭遇的一个重大挫折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一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甚至使党一度处于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面对这一重大挫折，我们党进行了深入总结和反思，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能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走出挫折的阴影、回归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总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会深刻领悟到，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不仅善于总结发扬取得的先进经验，而且善于以科学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靠自己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决自身问题；就会明白，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4、从我们党面对重大斗争的胸襟视野中坚定“四个自信”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坚持斗争、敢于斗争、在斗争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回望历史，当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民族危亡已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为重，义无反顾地举起联合抗日的大旗。从此，无论是被迫长征，还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民族大义的制高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实现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最终共同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对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没有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而是始终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永远保持着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胸怀！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我们所提倡和坚持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争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庸俗争斗或争夺，而是作为一个先进的阶级、组织，为了实现社会最大多数成员最大范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积极斗争。正是有了这种对矛盾斗争的科学认知和宽广视野，我们党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重大选择、重大转折、重大挫折、重大斗争”是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的。通过分析这“四个重大”，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深刻地理解“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深切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从灵魂深处汲取历史智慧、激发奋进力量，坚定“四个自信”，增强跨越新时期“娄山关”“腊子口”的革命情怀和担当精神。

充分把握“学史明理”的基本内涵

郝永平代江波

2021年03月15日京报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这四个目标中，明理是基础。明理的内涵是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弄明白这些道理，对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增强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弄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本道理

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就在于自身的先进性。世界政党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长久兴旺发达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的，先进性是党的本质属性。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的指导，从未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始终坚守理想信念，始终憧憬美好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完成历史使命的制胜密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就在于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最高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并一以贯之地为人民谋幸福。革命战争年代，李大钊、方志敏、赵一曼等无数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抛洒热血。据1945年党的“七大”时的初步统计：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牺牲了76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32万多人,占将近一半，而当时在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最多只占1/3。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为了人民得解放、过上太平安宁的好日子，共产党人是最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我们党的百年征程，就是一部共产党人为人民谋解放谋发展谋幸福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第一部党章就专门对纪律作出规定，1926年就颁布第一个反贪腐文件，坚决查处贪污、以权谋私等消极腐化行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整风、整党，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保持清醒头脑，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重大论断，将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全面深入推进自我革命。这既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机制的强大力量，也显示出了我们党不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设成为世界上强大政党的决心与能力。

学史明理就是要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从党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开展自我革命中，搞清楚我们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搞清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基本道理，搞清楚我们党为什么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铸就“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政党传奇，进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弄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基本道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它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犹如一轮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这一重要论断既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又表明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郑重选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至今仍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演进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人民的理论，至今仍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揭示了人民为什么是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历史发展的主人，为人民探求自身自由解放的道路和最终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指明了奋斗方向。它不是为某个集团或阶级代言的“私器”，而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公器”，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历史进步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国度、跨越时代地植根人民之中，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实践的理论，至今仍在成功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反复检验、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史，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改变中国命运的艰辛历程；新中国70年的沧桑巨变，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飞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迈向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无可争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伟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开放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在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中国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

学史明理就是要在深学细研中，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弄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进而不断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基本道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轮番登场、交迭消长，科学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纷繁更替，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先进分子才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深入思考和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历史的选择，又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坚持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文化一体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组成的统一整体，其内部各要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动力，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道路的开辟与拓展过程，也是理论体系的形成、制度的创立和文化的孕育过程；其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也为道路拓展、制度完善、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其制度的发展完善则为道路的拓展、理论体系的丰富、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文化的发展，为其道路的坚持和发展、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精神动力。由此可见，坚持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一体化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也为我们坚定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经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为民族复兴扫清了根本障碍，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是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

学史明理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形成与发展演进中，搞清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搞清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进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风险所惑，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三处副处长】